性侵/性骚扰/诬告指控类案件

性侵/性骚扰/诬告指控类

这类事件是性别战争的绝对主战场，直接关系到#MeToo运动的核心议题、司法公正以及网络舆论的“审判权”。

朱军被诉性骚扰案【！】

该案源于2018年7月，前央视实习生周晓璇（网名“弦子”）在#MeToo运动浪潮中，通过朋友的微博公开指控著名主持人朱军曾在2014年对她实施猥亵。朱军方面迅速否认并反诉弦子名誉侵权，弦子随后也正式起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此案的法律程序漫长而曲折，最终在2021年9月和2022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继以“证据不足”为由，一审和二审均驳回了弦子的全部诉讼请求。此案成为中国#MeToo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事件。它的法律进程集中暴露了性骚扰受害者在现有司法体系下面临的极端“举证困境”。由于事件发生多年后才提起诉讼，获取监控录像、提取DNA等直接物证几乎不可能，使得案件高度依赖当事人的陈述。法院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最终的判决结果虽然在法律程序上无可指摘，却在社会层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一法律结果并未平息争端，反而将其推向了新的高潮，它清晰地展示了司法局限性如何成为网络社会冲突的催化剂。法院的判决是严格程序性的，它基于证据规则，并未也无法对事件的客观真相给出一个最终定论。这种司法系统固有的模糊性，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真相真空”，并迅速被两种完全对立的叙事所填充。对于弦子的支持者而言，这一判决是父权制司法体系无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铁证；而对于朱军的支持者和#MeToo运动的批评者来说，这无异于一份法律上的“无罪证明”，是诬告被戳穿的标志。由于未能在制度框架内获得最终裁决，冲突双方都带着更坚定的信念，将战场重新转移回舆论场，从而使对立情绪进一步激化。

刘强东明州性侵案

2018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女留学生刘静尧指控强奸。当地检方最终因证据问题决定不提起刑事诉讼，但刘静尧随后提起了民事诉讼。案件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2019年4月，一段经过精心剪辑的监控视频被匿名账号泄露至网络。视频选择性地展示了刘静尧对刘强东做出挽臂、引路等看似亲密的举动，而刘强东的律师团队则迅速“证实”了视频的真实性。最终，在2022年民事诉讼开庭前夕，双方突然宣布达成庭外和解。此案的意义在于，它成功地创造并普及了用以反制性侵指控的“仙人跳”（Honey Trap）叙事模板。它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舆论“反转”，更是一次复杂的叙事战术的成功演练。其核心策略包括：1. 通过匿名渠道泄露经过选择性剪辑、去语境化的“证据”（如视频片段）；2. 待舆论发酵，公众对指控者动机的怀疑达到顶峰后；3. 由被指控方的官方团队出面“确认”证据，赋予其权威性；4. 最终通过庭外和解终止法律程序，从而避免在法庭上呈现实质性的、未经剪辑的完整证据。这一套组合拳使得被制造出来的公众印象成为了事实上的最终“真相”，为后续类似事件提供了可复制的公关与舆论操控范本。

鲍毓明李星星案

2020年4月，化名为“李星星”的韩某指控其“养父”、上市公司高管鲍毓明自她14岁起对她进行长达数年的性侵。事件初期引发公众极大同情。然而，最高检与公安部的联合督导组经深入调查后，于同年9月发布通报，指出韩某为改善生活条件主动接触鲍某某，且在与鲍某某初次见面时已篡改年龄，实际已满18周岁；双方不存在收养关系，而是情侣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鲍某某的行为构成性侵犯罪。鲍毓明最终因隐瞒美国国籍、违规持有中国律师执业证书等问题被吊销律师执照并驱逐出境。此案成为讨论“完美受害人”困境的经典案例。指控者在年龄、交往动机、关系描述等方面存在的疑点和不实之处，被广泛用于论证并非所有指控都可信，以及舆论不应在事实未明之前就“一边倒”。它深刻地打击了公众对#MeToo式网络指控的信任度。

梁颖罗冠军案

2020年8月，梁颖在微博发布长文，指控前男友罗冠军强奸，导致罗冠军迅速被“人肉搜索”并陷入“社会性死亡”的境地。然而不久后，梁颖发文道歉，承认不存在强奸事实，是因分手事宜处理不当而冤枉对方。警方随后也通报称，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此案是“小作文”一词被彻底武器化和污名化的标志性事件，它将“小作文”与谎言、诬告、舆论审判等负面概念深度绑定，极大地损害了后续真实受害者通过网络发声的可信度。

清华学姐事件

亦称“清华腚姐事件”。2020年11月，一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女生在食堂误以为被一名学弟背包触碰臀部，在未核实情况下，于社交媒体公布对方个人信息，声称要让其“社会性死亡”。在查看监控发现是误会后，她立即私下向对方道歉并获得谅解。然而，这一本已私下解决的事件，在两天后被匿名者捅到公共网络并无限放大。该女生随即成为“女权诬告”的符号，被网民冠以“腚姐”的侮辱性称号并施以大规模网络暴力。此事件被反复引用，用以论证女性的指控具有天然的破坏性和不可信性。

川大张薇地铁诬告案

2023年6月，四川大学研究生张薇在广州地铁上，怀疑一名农民工大叔用手机偷拍她。在检查对方手机未发现任何偷拍证据后，她依然在网络上发布了未打码的视频，并配以“猥琐男”“感觉他不是第一次作案”等攻击性言论。事件曝光后，舆论完全倒向被冤枉的大叔一方，张薇遭受了排山倒海般的网络暴力，最终公开道歉，并被四川大学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此案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于女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滥用话语权进行“诬告”的恐惧和反感，并被部分舆论赋予了阶级叙事的色彩。

武大图书馆诬告案【！】

2023年10月，武汉大学一名女生杨某举报同校男生肖某在图书馆对她进行“不雅动作”，疑似性骚扰。校方在未充分核实的情况下，迅速对肖某做出记过处分。然而，后续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杨某的性骚扰指控，采纳了肖某因患有皮肤病而挠痒的辩护。尽管肖某在法律上得以正名，但武汉大学却迟迟未撤销其处分，引发了公众对高校行政程序的强烈质疑。与此同时，举报者杨某被曝顺利保研、通过法考，并在网络上发表疑似炫耀的言论，进一步激化了舆论。此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高校行政权力的运作逻辑。校方在事件初期的快速反应，旨在平息舆情压力，但当法院判决证明其处分决定可能存在错误时，撤销处分则意味着承认自身的程序失当，可能面临来自被处分学生的追责和新一轮的舆论危机。因此，校方选择“冷处理”的制度性惰怠，在外界看来并非官僚主义的无心之失，而是对不公的默许和延续。这种行为被解读为一种系统性的偏袒，极大地助长了“拳塔一体”的叙事，即认为女权舆论已经绑架了包括高校在内的公权力机构。

阿里女员工指控高管性侵事件

2021年8月，阿里巴巴女员工周某在公司内网发长文，控诉在出差时被上司王成文和客户张国在酒桌上强制灌酒，后遭猥亵和强奸。此事曝光了大型互联网公司根深蒂固的“酒桌文化”和内部举报机制的失灵。警方的最终调查结果是，客户张国构成强制猥亵罪，被判刑一年六个月；而上司王成文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仅被处以15日行政拘留。最具争议的是，事件的吹哨人周某，最终因“散布虚假信息，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而被阿里巴巴解雇。这一结局给职场#MeToo运动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其他相关案件

天天向上主持人钱枫被举报性侵事件：2021年8月，网名“小艺”的用户发文指控湖南卫视主持人钱枫两年前对她下药强奸。警方通报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强奸犯罪事实，不予立案。钱枫随后退出《天天向上》节目组。
男性女权博主“邓艾艾艾”被指控性侵事件：2021年5月，知名男性女权博主“邓艾艾艾”（真实身份为媒体人侯虹斌的丈夫）被一名女性指控性侵。该事件在女权主义社群内部引发巨大震动，讨论焦点集中于男性在女权运动中的角色以及权力关系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下药事件：2022年6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一名男生尹某某被发现在一女生的咖啡杯中投放牛磺酸泡腾片，意图不轨。该事件引发了对校园安全的广泛担忧。
大同订婚强奸案【！】：2023年5月，山西大同男子席某某在与未婚妻订婚次日，因对方明确拒绝婚前性行为而强行发生关系，后被女方报警。男方已支付10万元彩礼。此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订婚”和“彩礼”是否意味着对性行为的默示同意。法院一审、二审均以强奸罪判处男方有期徒刑三年，有力地申明了法律原则：性同意权是绝对的、即时的，不受婚约或金钱交易的影响。该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选入指导性案例库，具有标杆意义。
澎湃新闻“寻找汤兰兰”事件：2018年，澎湃新闻发表报道《寻找汤兰兰》，在报道一桩多年前的少女被亲属集体性侵的旧案时，公开了已被警方保护并更换身份的受害人汤兰兰（化名）的新身份信息，试图“寻找”她以回应施害者家属的“冤屈”申诉。此举严重违背新闻伦理，将受害者再次置于危险之中，引发了舆论对媒体责任和伦理边界的强烈声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