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版本迭代（三阶段框架）

简中互联网的性别议题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矛盾、话语和冲突模式，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为了更系统地理解这场“战争”的演化逻辑，笔者总结了网民在讨论中抽象出的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阶段分析框架。

这个框架并非一个严格的线性时间轴，而是一个用以分析不同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下性别关系模式的理论工具。正如您所指出的，在实践中，这三个阶段的特征往往是并存、交叠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交融的，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性别议题的复杂全貌。

第一阶段：前现代版本

“前现代”版本下的性别格局，主要指代那些延续自传统小农经济社会，或在特定历史时期被重塑的性别关系模式。其核心特征是，个体的性别角色与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所属的家庭、宗族和固化的社会结构所决定，而非个人自由意志。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前现代”版本呈现出两条相互交织但又充满张力的主线：一条是根植于数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的父权制残余；另一条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力量主导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改造。

注意：在很多语境下，“前现代”版本所指涉的可能是两者中的任意一个，或者两者的复合体，容易引起歧义，建议在公开表达、阅读材料的时候谨慎区分。

父权制残余与结构性的压迫

这是指那些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的、源自封建时代的性别不平等观念与实践。

经济结构与家庭分工：其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家庭分工呈现出“男主外、女主内”或“男耕女织”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女性的劳动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的再生产（生育、家务），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权利高度依附于男性。
文化习俗中的不平等：“不允许女人上桌吃饭”等习俗，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使女孩在受教育时往往得不到与男孩同等的忠实，是这种结构性不平等的日常文化表征。它通过仪式化的行为，不断再生产和强化着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
“彩礼”与“冠姓权”的根源：当代性别战争中的两大核心议题——“彩礼”与“冠姓权”，其根源便深植于前现代的宗法社会结构中。这些议题之所以在后续阶段引发剧烈冲突，正是因为它们是前现代逻辑在现代社会中最顽固的“遗迹”，与现代的平等、自由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 彩礼：其本质是农业社会中，对女性生育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一种经济“买断”与补偿。女方家庭通过收取彩礼，来弥补因女儿出嫁而损失的劳动力。
- 冠姓权：则是父系社会延续香火、继承财产的核心体现。子女随父姓，意味着其被正式纳入父系宗族的血脉与财产继承序列。
极端暴力的象征：“丰县铁链女”事件：2022年曝光的“丰县铁链女”事件，是“前现代”暴力在当代最骇人的体现。它将人口拐卖、非法拘禁、强制生育、系统性虐待等封建残存的极端罪恶，以无可辩驳的视觉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该事件雄辩地证明了，在一些地区，现代法律和文明之光远未照耀，“前现代”的父权暴力依然在以最残酷的形式延续，并能得到地方宗族乃至基层治理的系统性包庇。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改造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旨在摧毁封建父权制，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新秩序。

经济基础的重塑：通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和动员，将女性全面纳入社会化大生产。女性在经济建设中的重大贡献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和肯定，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其依附于男性的经济地位。
法律与制度的保障：通过《婚姻法》等法律和一系列社会运动，废除了裹小脚、童养媳、包办婚姻等封建陋习，严厉打击贩卖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并大力鼓励自由恋爱。
共存与反弹：尽管这场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并未能完全根除数千年的封建残余。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启动、集体经济式微、大规模红色宣传减弱之后，一些前现代的性别观念（如重男轻女、彩礼攀比等）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反弹。

第二阶段：现代版本

“现代”框架下的性别格局，主要对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至本世纪10年代，这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的时期。其核心特征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和阶层流动性极高的背景下，女性权益得到启蒙，两性关系进入了一种以合作为主、温和博弈为辅的新阶段。

时代红利与女性力量的崛起

经济地位的提升：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女性开始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职场女性和城市中产女性的力量逐渐壮大，许多女性享受到时代红利，并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实现了阶层跃升，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
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权益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童接受教育（如“希望工程”）等议程，逐步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与解决。尽管在教育、职场等领域，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但追求平等已成为社会共识。
温和的女权运动：这一阶段的女权运动，往往不强调激烈的暴力对抗，激进的话语也并未被广泛接受，主要活跃在小范围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圈层。随着90后、00后女性的成长，女权主义的支持者基础开始逐渐扩大。

合作与互信：被怀念的“黄金时代”

共同奋斗的价值观：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征是，“现代”版本依然高度强调伴侣的真心、忠诚、品德、相互付出与扶持等，这些继承自传统并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美德。“捞女”、“出轨”、“渣男”等行为，会受到社会舆论比较严厉的道德谴责。
互信互惠的可能性：在经济上行、未来充满希望的背景下，男女之间更容易实现互信互惠、共同奋斗。这正是许多男性和老一辈人至今仍在怀念“现代”版本婚恋观的核心原因。

“后现代”冲突的前奏

尽管“现代”阶段总体温和，但它也为后续“后现代”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受害者身份”的强化与官方的认可：在此阶段，女性作为父权制下的“受害者”身份日渐得到社会确认。官方和权威媒体也倾向于认可女权主义的部分叙事，希望以此团结、统战女性群体。其典型表现，便是春晚小品中经典的“怕老婆”男性形象，这在后来被部分男性主义者批判为一种系统性的“龟男教育”和规训。
“中华田园女权”标签的建构：在“现代”后期（约2015-2017年），在知乎等知识社区，通过“理论辩经”的方式，一个关键的舆论战武器被锻造出来——即“中华田园女权”这个贬义标签。其目的在于，通过制造“真女权”与“伪女权”的对立，将女性对物质、彩礼、婚恋利益的诉求，从对“结构性不公”的反抗，重新定义为“自私自利的索取”，从而在道义上抢先完成对部分女权话语的污名化。这是“后现代”全面战争爆发前，最重要的“理论军备”工作。
“小作文”作为维权工具的兴起：以朱军案为代表的#MeToo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维权范式——“小作文”。在司法途径举证艰难的背景下，它成为受害者绕过官方渠道、直接诉诸公众以求正义的核心工具。这在当时是一种赋权，但也为后续“后现代”阶段“小作文”被污名化和“反转叙事”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民族主义与性别议题的首次交汇：2019年的“山东大学学伴事件”是一个标志性节点。它清晰地展示了性别议题如何被挪用为宣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出口。对“女大学生”的攻击，夹杂着对留学生“超国民待遇”的不满，这是性别叙事与宏大叙事结合的早期尝试，在“后现代”的《黑神话：悟空》争议中，这一模式被发扬光大。

第三阶段：后现代版本

“后现代”框架下的性别格局，是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其核心背景是经济下行、阶层固化、技术赋权。在生存空间受限、阶层焦虑弥漫的氛围下，性别议题从权利博弈，彻底演变为一场零和乃至负和的身份战争。

宏观背景

经济与社会压力：经济增速放缓、阶层固化、房价高企，导致普通男女的发展空间均受到严重挤压，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加剧了群体间的资源争夺。
技术赋权与信息茧房：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普及，极大地加速了信息的传播，使得女权运动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拥趸。但同时，算法推荐也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让持不同观点的人群日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加深了彼此的隔阂。
消费主义的介入：资本通过塑造消费符号，将消费主义与“女性主体性”深度绑定（如医美、奢侈品等），一方面赋权了女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男性对女性“物质化”的指责。在后现代版本的早期，女性因具备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得到了资本的捧杀和官方的统战。

女性话语的激进化

系统性捞女工程：在消费主义和生存焦虑的刺激下，部分女性被指责为了维持高消费，采取系统化、工程化的手段剥削男性的“转移支付”，如同时与多名男性交往、骗婚骗彩礼、结婚化债，甚至利用“性诬告”进行勒索。
极端思潮的涌现：女权话语变得日益激进和极端化，大规模的“厌男”、“厌童”思潮出现，并伴随着对男性整体的攻击，如“男性原罪论”、“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等。
女权思潮的大众化：女权主义的许多观念从豆瓣等“小圈子”平台向外急速扩张，通过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其拥趸数量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主要的传播对象也逐渐从成年女性向大学生、中学生渗透。

男性的觉醒与全面反击

从反思到反抗：战争初期，部分男性选择自我反思或迎合女性叙事。但随着被收割、欺骗、背叛、诬告、矮化和被加以原罪的感受日益强烈，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质疑女权叙事，并加入反击阵营。
“反转叙事”与“仙人跳”模板的成熟：男性反击的核心战术，是系统性地构建“反转”叙事，以瓦解女性指控的可信度。其开端便是“刘强东案”中通过剪辑视频成功构建的“仙人跳”叙事。此后，“梁颖罗冠军案”的“反转”，则彻底完成了对“小作文”的武器化和污名化。这些事件共同塑造了“提防女性诬告”的集体恐慌。
“拳塔一体”理论的提出：“货拉拉案”的判决争议，催生了男性反抗叙事中最重要的宏大理论——“拳塔一体”。该理论认为，女权舆论（拳）已经绑架了国家公权力（塔），对男性进行系统性打压。它为男性在司法和舆论中的“受挫感”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阴谋论解释，是男性从“个案维权”走向“体系对抗”的思想钢印。
战术的模仿与升级：男性开始学习并模仿女性话语的战术，如“抛开事实不谈，只讲情绪”，进行对等的舆论反击。在婚恋战场上，男性开始大规模地抗拒高彩礼，甚至喊出“不婚不育”的口号，直接对撞女性的核心利益区。
话语的迷因化：本阶段出现了将公共焦点事件转化为网络迷因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源自“杭州杀妻案”的“化粪池警告”，以及糖妞不等式“我接受≠我同意”。
男性意识形态的系统引入：男性开始系统地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男性社群理论来武装自己。这包括但不限于：宣扬男性应退出婚恋、专注于自我的MGTOW（男人走自己的路）；以及将两性关系彻底解读为权力与性策略博弈的“红蓝药丸理论”。
商业领域的对抗：“杨笠代言英特尔与京东遭抵制”事件，标志着性别战争从线上舆论战，延伸到了消费领域的商业抵制，显示了男性社群将其话语力量转化为实际经济影响力的尝试。

其他特征

搭讪文化、约会文化的普及：众多青年男性开始放松对婚恋的严肃态度，搭讪文化、约会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学习，大量传授“泡学”的男性情感博主开始走红。
新型亲密关系的兴起：具备高度流动性的新型亲密关系，如Situationship、Nanoship、短择等，获得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理解，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强烈的道德质疑。
男性消费主义的膨胀：男性开始更加重视自身的感受和体验，将更多的金钱和资源投入到自己身上，催生了对标男性的“悦己”消费市场。许多资本和自媒体也开始瞄准这一赛道，套用男性主义或反女权主义的话术，向“觉醒男性”倾销高溢价消费品。

该框架的局限性和复杂性

理解这个三阶段框架最关键的一点是，认识到它在现实中的复杂性。

意识形态的并存：在当代中国，这三个阶段的意识形态是同时存在的。一部分人的婚恋观和性别观可能仍停留在“前现代”；另一部分人则信奉“现代”的合作与互信；而更多的年轻人，则已经投身于“后现代”的性别战争之中。
地域性的差异：中国地域广阔，发展不均。发达地区（如上海）的性别版本可能已深度进入“后现代”；而部分欠发达地区、传统体系根深蒂固的地区（如山东、河南、江西）则可能呈现出更明显的“现代”甚至“前现代”特征。
个体的交融与流动：这三个阶段的观念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交融。例如，一个人可能在婚恋经济学上持“前现代”的彩礼观念，但在亲密关系的权力博弈上，却已经是一个“后现代”的玩家。同时，个体的观念是流动的，可能随着个人经历而“进化”（如一个老实人开始学习搭讪话术）或“倒退”（如因社会地位提升而放弃激进观念转向传统）。
背景的决定性：一个个体的选择，往往与其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所处阶层和信息渠道密切相关，共同塑造了其在性别议题上的最终立场。

因此，这个框架提供的是一个理解工具，而非一个简单的结论。正是这三个“版本”的叠加、碰撞与交融，构成了我们当下所见的、无比复杂的性别议题全景。